
新大众文艺的“活法”
撰文|路生
我们正目睹一场文艺的盛大迁跃,人人都说它“新”。这新,究竟新在何处?细辨之下,至少有三重新意:新的人才、新的平台、新的文本。三者如同血脉,本该在时代的身体里奔涌;但细细把脉,却发觉这“新”字,并不那么容易活起来。
先说新人。文艺土壤里,从来不缺破土而出的新芽。如今,那些从小在弹幕、短视频、虚拟社群中长大的创作者,带着迥异于前人的感知方式,日夜不息地生产着鲜活的表达。然而问题来了——谁来识别他们?谁来引领他们?是那些掌握着文艺话语权的老一辈。他们并非不努力,甚至怀揣着“甘当人梯”的真诚,但尴尬在于:审美系统已然固化,判断标准早已定型。他们能发现“像自己年轻时”的才华,却未必认得“完全不像任何人”的异禀。于是,新人被纳入旧轨,锐气被修剪成规矩。这不是代际的对抗,而是时间在他们之间挖下的深壑。
展开剩余68%再说新平台。许多平台确实改换了门庭,纸刊有了公众号,电视节目搬上了短视频,书店变成了复合文化空间。可形式换了,内核换了吗?老平台上坐着老人,老人拉来的还是老圈子。一本新锐文学杂志,编辑还是那几张熟悉的面孔;一个冠以“青年”之名的文学奖,评委还是那几双看过千山万水的手。平台变新了,可交椅没换人,新酒也就只好继续装在旧瓶里。
于是,所有的期待便不约而同地落到“新文本”上。但新文本又岂是写点“从前没写过的事”就能成就?近年来,非虚构田野调查大行其道,创作者扎进边地、工厂、城中村,试图用脚步替写作打捞真实。这诚然可敬。可细读那些作品,笔法却仍是旧纪实文学的套路——平铺直叙、因果分明、情感浓烈而思想稀薄。仿佛换了身新衣,骨架还是那副骨架,灵魂还是那个灵魂。读者起初被题材吸引,读几篇便觉倦怠:这不是“新”,这是“换季”。
然而,我最近读到一类作品,让人眼前一亮。它们不再囿于“纯文学”的疆域,而是坦然地与地理学、历史学、人类学联姻。写一座边城,不只是风土人情,更是它在跨国贸易网络中的位置变迁;写一条界河,不只是两岸恩怨,更是生态、族群、身份认同的层层叠加。这种写作,不再把“讲故事”当作唯一使命,而是以文本为田野,完成对世界的勘探。它恢复了文学古老的“求知”冲动,让文字重新成为理解世界的工具,而非仅仅抚慰情感的艺术。
这才是新文本应有的面目。它不是对旧文体的修补,而是对文学疆域的重新丈量。它要求创作者既是写作者,也是观察者、研究者;要求文本既是审美对象,也是认知装置。它不再满足于“写什么”的翻新,而是彻底追问“怎么写”和“为什么写”。
只是,这样的文本若要蔚然成风,终究绕不过那个最初的难题——谁来发现它?谁来肯定它?谁来让它从“异类”变成“常态”?老人手能否放下固有的文体等级观,老平台能否容忍那些“不伦不类”的跨界实验?
新大众文艺的真正困境,或许不在于没有新人、新作、新平台,而在于评价权力与创作活力之间那道未及修复的裂痕。当新一代创作者在文本内部完成了如此激进的拓疆,那些坐在权力席位上的人,是否敢于承认:有时候,不是新人需要被我们提携,而是我们,需要被他们带往一个尚未命名的明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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